2015年5月19日，八路军129师第二旅旅长孙继先之子孙东宁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谈到了父亲对整个家庭的意义和影响。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人物小传：孙东宁（63岁）八路军129师山东纵队第2旅旅长孙继先之子，解放军总参谋部退休。其父孙继先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第一任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
关于抗战 两个姐姐在战争中遇难
新京报：父亲经常给你提起抗战吗？
孙东宁：他提起的少，可能是心里有块疤。抗战期间他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的大姐被日军杀害了。
新京报：当时是什么情况？
孙东宁：那是1941年，百团大战刚刚结束，我父亲在山东反“扫荡”，正赶上我大姐出生，部队行军不能带孩子，只能放在莒县一个老乡家。后来汉奸告密，老乡和大姐都被抓走了，我父亲托莒县的地下党把老乡拿钱赎出来，大姐被鬼子杀害了。他心里挺愧疚的，倒是我母亲十分坚强。
新京报：你母亲当时是什么表现？
孙东宁：1942年沂蒙山区转移时，母亲分娩走不动路，当时鬼子快要追上来，情况危急，她从战士手里夺下了两枚手榴弹，打算和鬼子同归于尽。好在当时的卫生队长下了死命令，让战士救回我母亲，生下我二姐。可惜二姐在1949年随军南下时，在宁波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死了。
新京报：父亲的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孙东宁：比较大的影响是我们对军人肃然起敬。我和另外四个兄弟姐妹，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也都当了兵。
军人情怀 我当兵没沾父亲一点光
新京报：以你父亲的身份，你在当兵时会不会受到照顾？
孙东宁：父亲对我们管教十分严格，他最讨厌走关系走后门。问心无愧地说，我当兵没有沾他一点光。我当的是总参谋部的测绘兵，被分到新疆边境绘制军用地图，一待就快十年，根本没人知道你是谁。
新京报：在边境当兵，比较艰苦吧？
孙东宁：测绘部队条件极为艰苦，最高上过海拔6000多米的雪山，都是无人区。1974年我们测绘兵在雪山上连续走了28个小时，因为测绘士兵在不同的位置，谁出事就开枪，我晕倒在山顶上，手枪扳机都勾不动。我比较幸运，被附近的战友发现救下了。
爬雪山，过无人区，沙漠里喝自己的尿，什么苦都受过。
新京报：这些遭遇你父亲后来知道吗？他怎么看？
孙东宁：我父亲知道后也没说什么，他常说革命意志都是吃苦吃出来的，说你想想抗战时期的老百姓，那么困难还把粮食贡献给八路军，当兵吃这些苦算什么。
新京报：在你眼中他是什么样的人？
孙东宁：严格，勤俭。上世纪60年代，我父亲干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司令员时，家里来了客人，父亲都不让去招待所，只能在家吃饭。他说招待所是公家的，客人是咱家的，不能去公家的地方吃饭。
那个时候他一个月工资300元左右，在大西北还有300元地区补贴，加起来非常高了。他觉得实在太高，要求主动降工资，把自己的地区补贴砍了。
另外他又很豁达。1990年他去世前，在病床上跟我们开玩笑说，医生的话只能听一半，不能全信，死就死了。
关于日本 自家人不许去日企上班
新京报：如何看待现在的抗战剧？
孙东宁：现在很多抗战电视剧，不尊重历史。手撕鬼子、裤裆藏雷、八路军百毒不侵，把打仗弄得跟开玩笑似的。
新京报：你觉得开玩笑似的“抗战神剧”会带来哪些问题？
孙东宁：我感觉是我们在宣传上出现了问题。实际上日本人非常凶残狡猾，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打赢了抗日战争，如果敌人像电视剧上那样愚蠢，我们打一支愚蠢的部队都用了八年，我们成什么了。
新京报：如何看待现在的日本？
孙东宁：我母亲现在对日本人仍然没有好感，因为她女儿被日本兵杀害了。我记得2000年前后，我的外甥学软件开发，在日本一家公司实习留下工作，我母亲极力反对，感觉我外甥去日企上班像当汉奸一样。
新京报：现在看会不会显得狭隘？
孙东宁：不会的。如果日本不能像德国一样对历史有清醒的认识，那么他们是不可原谅的。我能理解母亲的心情，我外甥也比较认可，就没留在日企。
关于“红二代” 贴“红二代”标签不公平
新京报：作为将军之后，你如何看待现今“红二代”的称谓？
孙东宁：我觉得贴“红二代”的标签，有点挑拨各个阶层关系的嫌疑。喷射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孬种儿混蛋”，红二代这种说法是“文革”思维的翻版，是另一种出身论，对红二代和所有人都是不公平的。
新京报：“红二代”的标签也给你带来了光环。
孙东宁：不能否认，“红二代”的身份给我带来了荣耀和光环，但就是这种光环，反而自己的一言一行更加谨慎。
如果“红二代”承认自己是所谓的“红二代”的话，那么做人做事都该以身作则，弘扬正能量。
新京报：你自己对弘扬正能量上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例吗？
孙东宁：今年5月20日，我回老家山东曹县探亲，家族不少人找我托关系，孩子上学、当兵、找工作之类的，吃饭的时候我和他们说，我们老孙家不管以后有没有人当大官，发家致富只能走正道，托关系走后门不是老孙家的传统，这样只能害了彼此。
新京报：在弘扬正能量上你还有哪些建议？
孙东宁：不可否认，喷射器社会上各阶层都存在各种各样不良的社会风气和扭曲的社会现象，这需要政府和民众一起反思，建立全社会公平廉洁的用人机制。（新京报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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